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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撰編：吳珊珊 |
最後更新時間：1月 | 11日 , 2026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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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2026 年元旦過後，許多建築工地迎來的不是熱鬧的開工潮，而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停滯感。挖土機已經下鏟，地下室輪廓逐漸成形，關鍵的土方卻出不去，砂石車一車難求，合法收受場不是排隊過長，就是直接暫停收土，清運單價在短時間內翻倍甚至數倍跳升，工程現場出現「挖也不是、不挖也不是」的兩難局面。業界與媒體開始用「土方之亂」或「廢土之亂」形容這波現象，但若只把它理解為價格上漲或行政不便，其實低估了這場事件的深度，因為它所反映的是一場長年被遮蔽的制度斷層，在短時間內被一次性揭開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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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一個典型工地的出土動線，看見制度真正落地的難處
在建築專業的視角裡，一個案子真正啟動的時刻，往往是第一車土能否順利離場。以一個位於都會區、規劃地下三層的集合住宅基地為例，連續壁完成、擋土系統就位後，工地主任關心的除了結構安全與鄰房監測，還包括土方從坑內被挖出，裝上清運車輛，對應聯單資料，依照核准路線行駛，進入合法土資場或指定去化點，完成回單，下一車才能接續。在過去，這條流程存在一定彈性空間。紙本聯單容易補登與修正，清運路線與實際去向未必完全一致，但是只要文件完整，土方就能離場。正是這種彈性，讓灰色流向長期存在。近年多起查緝案件顯示，部分不法業者正是利用這種模糊性，將混有鋼筋、塑膠、廢混凝土塊甚至連續壁皂土的營建廢棄物，以「土方」名義運出工地，最終回填到農地、魚塭或非法坑洞，對地下水與土地造成長期風險。
2026 年正式上路的「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理」，正是針對這條黑箱動線而來。電子聯單與 GPS 即時追蹤系統，讓每一車土從起點、路徑到終點都留下可稽核的數位紀錄，車輛一旦偏航、異常停留或未抵達核准地點，後續皆可被追溯。制度設計的核心目標在於讓「挖了多少、運到哪裡、最後怎麼處理」這三件事被清楚掌握。然而，當這套制度在同一時間全面上路，第一線感受到的，便是被迫在短時間內全面遵守新規範所產生的不適。
從「美濃大峽谷」到全國政策上路
2025 年高雄美濃一帶揭露的重大案件，讓「盜採土石、回填廢棄物、假文件洗白」的完整違規的過程浮上檯面。相關資料顯示，非法坑洞深度可達十多公尺，回填物包含廢鋼筋、廢水泥塊、塑膠管線與其他營建廢棄物，最後再覆土掩蓋，企圖規避查緝。這類案件不僅破壞地貌，更對地下水與農業環境造成長期影響，也直接暴露出過去土方管理「重起點、輕終點」的結構性漏洞。中央因此決定推動跨縣市一致的全流向管理制度，並訂出明確的上路時程。制度的關鍵並不在於增加行政手續，而在於把原本零散、地方各自為政的管理方式，整合成全國一致的數位稽核體系。對政策端而言，這是一項補強國土治理的必要行動，對產業現場而言，則代表長年熟悉的運作模式，在短時間內被強迫透明。
在「土方之亂」的輿論中，土資場經常被簡化為「不收土的關鍵角色」，但若從營運角度切入，會看到另一層現實。新制之下，每一車進場的土方，都成為一筆可被回溯的責任，一旦上游工地在分類、申報或實際內容物上出現問題，收受方所承擔的風險也隨之提高。這使得過去在現場偶爾睜一隻眼閉一支眼的灰色狀況，迅速轉為高風險行為。即便只是少量塑膠、木屑或混凝土碎塊，都可能讓整車土的性質被重新界定，處理成本與法律責任同步拉高。在這樣的條件下，許多合法土資場選擇提高收受標準、拉長檢查流程，甚至暫時降低每日收土容量，結果便形成工地端急於出土，土資場端因風險升高而趨於謹慎，清運車輛又必須符合裝機與審驗規範，三方同時收縮，於是短時間內價格上揚、排隊拉長，反映的並非市場炒作，而是制度重新定義運能後所呈現的現實狀態。
圖：高雄美濃大峽谷弊案引爆「土方之亂」/柯志恩提供
地方政府從審查走向調度的壓力測試
新制上路後，地方政府的角色也隨之被推向新的位置。過去多半著重於事後稽查，接獲檢舉後比對文件與查核現場，在全流向管理架構下，出土量集中某幾個區域、土資場容量不足、運輸路線塞車等情況便產生了，因此，地方政府開始被期待承擔調度平台的功能，透過跨縣市協調、公有去化空間盤點、公共工程回填需求媒合等方式，試圖承接制度轉換期所產生的壓力。港區、工業區與大型公共工程被納入中長期去化藍圖，北部如航空城建設，中南部如港區填築，都被視為潛在的吸納來源。然而，這類工程的推進節奏多以年為單位，難以即時回應工地每天出土的實際需求，制度方向與現場節奏之間仍存在明顯的時間差。
亂象為何爆發
若從結構面回看，「土方之亂」是長年以默契進行的開發模式，在透明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必然衝擊。台灣的建築與公共工程，過去能高速運轉，很大一部分仰賴土方去化在制度外具備高度彈性。當這些彈性被快速收緊，而合法體系的容量尚未完全補齊，問題自然爆發。這也解釋了為何衝擊最先出現在地下室工程、連續壁與基礎作業階段，因為土方卡住的並非施工細節，而是整個專案的起始點。一旦第一步被鎖死，後續排程必須全面重算，安全風險、資金壓力與工期延宕便會層層放大。
土方全流向管理上路後，出土能否順利完成，從一個可被預期的流程，變成帶有制度與運能不確定性的風險來源，這會使得許多建築案即便已完成設計、請照與前期準備，也選擇暫時不按下動工鍵。緊接著受到影響的，是金融體系對建築風險的評估。銀行不會高調宣布對建築業踩煞車，但在實務操作上，土方問題一旦被認定為前段不可控風險，就會悄悄反映在放款條件與風險評估模型裡。透過提高自備款比例、強化工程進度控管、對案件採取更保守的估值方式，逐步拉高建築案的資金門檻。而真正承受這些後效應的，往往不是資源最集中的大型建商，而是中小型建築業者。規模愈小，愈難吸收制度轉換期的摩擦成本，一個案子只要在出土階段卡上數個月，就可能對整體資金調度造成實質衝擊，影響開發商整體專案運作的執行與規劃。
「土方」是城市面對自身的永續課題
過去，我們習慣將土方去化的流向隱藏在制度陰影裡，只要建築物能持續開發，就選擇忽視其副作用。全流向管理的上路，讓這條流第一次被完整照亮，短期帶來混亂，卻也迫使產業與治理體系重新對齊現實。此次「土方之亂」凸顯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，當我們持續挖掘、建設與開發時，是否已準備好承擔那些被挖出來的土方，以及它們最終該被安置於何處。這個問題，已逐漸從工地現場的煩惱，昇華為整個城市必須共同面對的永續課題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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